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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全国首家省级金融业公共法律服务中心，北京市金融业法律公服中心将充分发挥首都首善之区的金融监管示范效应。该中心在承担北京市金融法律知识普及宣传与公众教育工作的同时，通过加大对社会公众的普法宣传力度，实现市区级工作联动，全力提升首都金融法律服务成效。

在这种背景之下，欧阳捷甚至判断，政策放松是大趋势，严冬不会来临，明年住宅市场将会回温。“市场成交量下滑是住宅市场的主要问题。限购的目的是为了限制投机，既然投机客全面退潮，放松限购就成为稳定提升成交量的政策首选。比如，降低入户门槛、降低社保条件、降低人才标准，都会增加市场成交量。限价也有放松，一些城市在市场下行时放松高端盘价格，释放高价地入市，顺势解决了高端盘堰塞湖问题。部分一二线城市房贷利率下调已经成为小趋势，也会推动住宅市场的回温。”这是欧阳捷的看法。

黄金老：各位专家学者，非常荣幸有这么一个机会跟大家做一个交流。我交流的题目是金融科技驱动消费金融的发展。今天的消费金融是各家银行都在追求的一个目标。我们现在是11万亿，真正的消费贷款是不含房贷一些大额贷款的。一个是经济比较萧条，公司业务风险很大，所以往往在经济比较萧条的时候，大家就会更加关注做个人金融业务。以前强调做个人金融业务，现在经济好了，做对公了。第二个问题，我们银行业负债的利率太高，负债利率不断上升，资产利率又上不来，怎么办呢？正好做消费金融，利率就可以高一些。所以基于这两个原因，应该说我觉得对我个人而言，大多数银行来讲是被迫来参与消费金融业务。是这么一个情况。

一是利用虚假或者不确定的重大信息，诱导投资者作出投资决策，影响证券、期货交易价格或者证券、期货交易量，并进行相关交易或者谋取相关利益的；二是通过对证券及其发行人、上市公司、期货交易标的公开作出评价、预测或者投资建议，误导投资者作出投资决策，影响证券、期货交易价格或者证券、期货交易量，并进行与其评价、预测、投资建议方向相反的证券交易或者相关期货交易的；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经济研究部副部长刘向东也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韩国就历史遗留问题向日本发难是整个事件的直接诱因：“韩国没有按照国际法的要求，而是用国内法律对日企征用韩国劳工的赔偿问题一直揪着不放。”去年，韩国大法院裁定，日本应就从1910年至1945年占领朝鲜半岛期间，强征韩国工人为日企工作一事向韩国受害者进行赔偿。但日本政府认为，韩国劳工个人索赔问题早已基于1965年《日韩请求权协定》尘埃落定，韩国此举违反国际法规定。

那么应对这个新的挑战，等一下我在微观层面上还会讲，那么怎么办呢？政府总体政策上的思路我认为是正确的，但是做法，很抱歉，本人不能同意。在这个时候，我们提出的方向，政策的方向也罢，希望能够引导企业也罢，都是创新，我认为这是正确的。但是由政府成立产业投资基金，搞什么产业政策，咱们这儿又什么腾笼换鸟、凤凰涅磐，听起来又是似曾相识，这样的做法解决不了在后工业化时期中国经济和中国企业所面临的问题。解决的方案在什么地方？在市场，在企业，不在政府的办公室里，等一下我会给一些具体的案例。在后工业化时期，中国的经济已经从制造经济变成了服务经济，这也是刚才我们讲的，为什么投资的增长速度，它只是和GDP同步。因为服务经济不需要那么多的固定资产，中国的经济和世界上所有其他的市场经济都一样，一定是从工业化中的制造业为主，逐渐的转变为后工业化时代的服务业为主，这是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图）。在改革开放初期，我们服务业只是GDP的四分之一（25%）。到去年（2017年）服务业已经超过了GDP的50%。中国正在向其他国家一样，迈入服务经济，而不是制造经济。在服务经济中，投资当然速度要下降，因为我搞服务业不需要固定资产，我租一片房子，雇一些工人就可以开干，不需要固定资产。所以这张图很清晰的提醒我们，后工业化时代的经济发展，他的规律和工业化时代是不一样的，用工业化时代的这种思路搞经济，那是要犯错误的。